文/苗体君

1946年6月3日上午，检察官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里向55岁的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宣读了执行他死刑的判决。陈公博听后，称要写遗书，一封是写给家属的，后一封是写给蒋介石的。给蒋介石的信很长，信中陈公博仍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反共，声称他“心里所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临近中午已到了行刑的时间，给蒋介石的信只写了一半，陈公博扔掉手中的笔，站起身来，习惯地向监刑官伸出手来，监刑官未曾料到，竟也不自觉地伸过手去，待感觉到不妥时，两只手已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一幕被现场采访的记者拍了下来，披露报端后，一时间被讽刺为“后无来者的笑话”。陈公博的尸体先在苏州安葬，后又移葬至上海的一处公墓，悄悄下葬，连墓碑也没敢立。

纵观陈公博55年的人生，他12岁时就随曾任清朝广西提督闲居在家的父亲陈志美参加反清秘密会党的很多活动，有推翻满清王朝统治的雄心。29岁时他参与发起组织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了中共一大，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南方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活动家，尔后脱离共产党，随后，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33岁时参加国民党，从此便一生追随、效忠汪精卫。全面抗战爆发后，46岁时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在汪精卫伪政权中，汪精卫是第一号大汉奸，陈公博是第二号大汉奸。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让我们重温历史，揭开这位中共一大代表55年人生岁月留给我们的一系列研究中的历史谜团。

第一、关于陈公博籍贯、出生年月之谜。

1、籍贯之谜。1946年3月，陈公博等被押至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在接受审判时，陈公博始终称自己为广东南海人。其实，陈公博并不是当时真正意义上的广东南海县人。陈公博祖籍福建上杭，不知何时、何代迁到广东北部的乳源，到陈公博的祖父时，才由乳源迁到广州定居。陈公博的父亲陈志美原是清军中的一名武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受清廷封赏，被皇上赏赐穿黄马褂，虽然在广西任提督，但他的家业都在广州及广州附近的州县里。陈志美于1895年被解除职务后回到广州家中闲居，但保留官职并继续享受清廷的俸禄。陈公博出生在广州城大北门内长泰里一所豪宅内，大北门内这一带是当时清八旗军官兵军属的特区，其中不少汉人军官也居住在这里，陈志美就是其一。陈公博家族的一位成员也证实，陈家原系客家人。陈公博在回忆录中并未说他是客家人，但他能随便说客家话，而上杭和乳源都是客家人聚集的地方。看来陈公博是客家人，出生在广州，历史上广州曾被称为番禺、南海，陈公博称自己是“南海人”沿用的是广州的古称。

◆1935年的陈公博。

2、出生年月之谜。史学界有两种说法学历案历史：一说是1892年10月19日；一说是1890年10月12日。

①“1892年10月19日”一说源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韦慕庭(C·Martin Wilbur)。1922年11月，陈公博在得到汪精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由香港乘船去日本，随后赴美留学，在美国期间，陈公博完成了题目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硕士论文，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硕士学位，陈公博在文中称自己生于光绪十六年，即1891年。而按照中国人传统的习惯，一个孩子生下来，过第一个阴历年就是两岁，韦慕庭认为陈公博应该生于1892年，不是1891年，根据调查，韦慕庭从陈公博一个亲属那里得知陈公博生于中国龙年的8月29日，即公元1892年10月19日。今天理论界一般采用的是韦慕庭的说法。

②“1890年10月12日”一说源于北京师范大学已故的蔡德金教授。蔡德金根据伪国民政府时期陈公博填写的履历资料，结合抗战胜利后审讯陈公博留下的资料，认为陈公博出生在“1890年8月29日，则为阳历的10月12日。”

如，1940年7月29日，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宪政实施委员会”，二号汉奸陈公博是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在同年9月20日出版的《宪政月刊》创刊号上刊登了陈公博的履历，上面写着陈公博“生于1890年”。从1946年2月17日起，陈公博作为汉奸在苏州接受审判时，其供词中亦称自己是“广东南海人，1890年生”。而且，在国民政府官方的起诉书、判决书，或陈公博个人的供词中，都称陈公博的年龄是“55岁”。而作为官方的记录，只能以实际年龄为准，因此蔡德金推断陈公博出生的年代应该是1890年，具体地说应该是1890年中国农历的8月29日，这一天是公历的10月12日。

第二、关于陈公博赴上海出席一大原因之谜。

关于陈公博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存在两种说法：1、民间的说法，就是陈公博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的目的是为了度蜜月。

人们依据陈公博是抗战时期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汉奸，1944年，大汉奸汪精卫病死后，根据汪生前的遗嘱和日本军方的意见，陈公博被推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升格为大汉奸，而且陈公博生活糜烂。陈公博的结发妻子叫李励庄，就是陪陈公博赴上海出席一大度蜜月的那位，二人1921年7月结婚并生有一个儿子，名叫陈干，陈公博被处决时陈干有十八九岁，人很老实，爱安静，国民党元老何世祯向蒋介石要了一笔钱，用这笔钱资助陈干去了美国。

2、学术界对陈公博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评价就比较客观，认为陈公博是为了安全起见，才携新婚妻子李励庄以度蜜月为掩护出席中共一大的。1920年夏，陈公博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了广州，在他的母校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任教，与陈公博同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同乡谭平山、谭植棠叔侄二人则在广东师范专门学校任教，三人经常在一起聚会，他们商议办一份报纸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最后，陈公博决定模仿《每周评论》，并给报纸命名《广东群报》，由陈公博担任主编。

在广州进步思潮的影响下，陈公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等人开始联络、指导全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三人都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陈独秀就写信给他们，要他们成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他们就先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为参加的人员比较复杂，有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还有工团主义者，所以到了1921年3月，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自行解散。

◆陈公博在《新青年》9卷3号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

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来广州办教育，陈独秀一到广州就找到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三位北京大学校友。经过酝酿后，于1921年3月，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小组一开始由陈独秀任书记，不久就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分管组织工作，陈公博分管宣传工作。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通知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派代表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的陈独秀接到通知后，召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党员在谭植棠家开会。当时，陈独秀在广州政府担任教育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据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说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当时谭平山是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但陈独秀让谭平山留下来协助筹款。当时的陈公博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宣传工作非常积极，已成为中国南方共产主义运动中很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很受陈独秀的赏识，加上又逢暑假，陈公博任职的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放假，所以陈公博就成了出席一大的最佳人选。虽然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赴会，陈独秀经过考虑后决定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只派一人赴会，后经陈独秀提名，支部大会通过，最后决定由陈公博代表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

随行的陈公博的太太李励庄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4年，李励庄曾与高师女生钟婉如、陈逸云等人发起成立了广东“女权运动大同盟”，大同盟第一届会长由向警予担任，李励庄为副会长。陈公博赴上海参加一大为何还要带着太太呢？主要的原因是，成立共产党的活动是极其秘密的，当时上海租界接到警界的通知，说东方的共产党人要在上海开会，包括中国人、日本人、俄国人、印度人、朝鲜人等，租界为此投入了许多密探，准备好了抓捕行动。为了安全起见，陈公博就携新婚的妻子李励庄以度蜜月为掩护，出席中共一大的。为了二人出入方便，他们就住进了位于南京路上的大东旅馆，而其他外地代表则住在提前订好的博文女校。 

第三、关于陈公博硕士论文被破译之谜。

陈公博从小就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后来先后在广东法专学习了3年法律，随后在北京大学学习了3年哲学，接着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3年经济学并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可以说陈公博在学历上是中西合璧，其文字功底也极佳，他做过一些报刊的通讯员，还亲自办过报刊，其撰写出版的《寒风集》《苦笑录》两本书影响极大。

除陈公博外，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12名代表及2名共产国际代表，还有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后来他们回忆中共一大召开及闭幕的具体日期，及一大起草通过的纲领和决议案的下落时，个个都印象模糊，如果不是陈公博的硕士论文，这些问题或许成为永远的历史之谜。

◆《寒风集》

1、破译一大开幕、闭幕的日期之谜。在延安时，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壮大，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的呼声越来越高。1936年，一大代表陈潭秋用俄文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关于一大开幕的日期，陈潭秋认为应该是在1921年7月15日之后。1936年，一大代表毛泽东与美国进步作家斯诺的谈话中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不习惯公历的纪年法，他讲的“5月”应该是中国传统农历的纪年法。为此，我专门查阅了1921年的日历，1921年农历5月份总共29天，这29天相当于当时的公历1921年6月6日至7月4日。1937年，一大代表董必武在延安对斯诺的夫人说：“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看来一向严谨的董必武也只记得开幕的日子在7月份，具体日子董老更是记不清楚。一大会议主持人张国焘在1953年的回忆说：“1921年5月我遇见毛，那时他被邀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第一次会议”，张国焘与毛泽东的记忆是一样的，应该都是农历的5月。1938年5月，在延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党的生日，许多人向毛泽东、董必武询问此事，对此，他们二人也十分焦急，最后，没有办法，二人经过商定，确定7月1日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从此，中国共产党的诞辰之日被确定了下来，每年7月1日都要举行纪念活动。

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在整理资料时，在沾满尘土的一堆旧纸里，发现一篇写于1924年1月的一篇硕士论文，论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出来的，题目是“the 专升本 munist movement in china”（译成汉文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作者是：“chen kung-po”，该校研究中国史的教授韦慕庭对此发现十分兴奋。他立即去学校查阅当年学生的档案，并很快查到了“chen kung-po” 就是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陈公博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举行。”文章中陈公博还说会议“到7月30日结束”。陈公博是1923年2月去美国留学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写于中共一大召开后的两年半，又是一篇严谨的学术文章，其可信度当然很大。但那时中美关系紧张，中国的学界及政界也不可能看到韦慕庭的研究成果。

1960年，韦慕庭又看到陈公博发表在《新青年》九卷三号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文章发表于1921年8月，陈公博在文章中写道：“我于是在7月14日启程赴沪”，抵达上海“是7月21日”，到上海的第二天与两位“外国教授”（因为公开发表，陈公博讲的很含蓄，这二位教授指的是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见面，时间应该是7月22日，如此推断，一大开幕的时间应该在7月22日或者其后。7月30日晚上，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还没有开始开会时，法国巡捕房的中国密探程子卿闯入会议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凭其多年搞地下斗争的经验，立即宣布解散会议，代表快速离开会场，只留下屋主人李汉俊与陈公博二人应付场面。不久，就赶来一大批巡捕，他们对李汉俊、陈公博进行了细致的询问，最后才离开。当陈公博出门准备回大东旅社住处时，又遭人尾追，陈公博跳上一辆黄包车，那人也要了辆黄包车，在最热闹的上海大世界里陈公博费尽力气，才摆脱探子的尾随。被惊吓的要死的陈公博回到旅社，他先让新婚妻子李励庄把放在行李箱的文件烧掉，然后上床睡觉，可惊恐万分的陈公博怎么也无法入睡，陈公博接着写道：“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41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42号。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利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利悲惨的呼叫。”

◆1921年8月1日，在上海《申报》上刊载的文章《大东旅社内发现谋毙案》。

第二天上海的《新闻报》刊登题为《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当天上海有名的《申报》在第14版载文《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被害者为一少妇》，8月2日的《新闻报》又载此案的续集。由此就推断出了一大开幕及闭幕的时间。

2、中共一大的文献被发现之谜。中共一大曾经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这两篇文献当时都是手抄稿，没有公开发表。1937年美国进步作家斯诺的爱人尼姆·韦尔斯就这两篇文献的下落，在延安询问过董必武，并写下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书中记述董必武的回忆：“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早期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1944年10月，上海申报社出版的陈公博的《寒风集》一书里，有一篇题为《我与共产党》的文章，文章记载了他参加一大的经过，记述了前六次会议在上海李汉俊寓所召开的过程，及其为了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激烈争论的经过，纲领和决议案是否发表出去，最后决定由新任的书记陈独秀来决定。当时陈独秀在广州帮助广东省长陈炯明办教育，没有去上海参加一大，因为陈公博是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所以就把一大的纲领及决议交给了陈公博，由陈公博回广州后转交陈独秀，由陈独秀做最后裁决。

1923年2月12日，陈公博随身携带着中共一大曾经通过的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的手抄稿，经日本横滨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4年，陈公博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后面有六个附录：附录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附录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1921）；附录三：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附录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附录五：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附录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其中前两个附录就是丢失已久的珍贵的一大文献，历史的空白与遗憾最终由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得以填补。

第四、关于陈公博退出共产党之谜。

1、各种词典、书刊、官方资料及党史类的权威资料大都说陈公博是被开除出党。1984年出版的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关于陈公博的词条载“早年毕业于广东法政专门学校。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回广州和谭平山创办《群报》。1921年初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被开除出党。”党史类的专业、权威书籍也采用这种说法，如著名党史专家廖盖隆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记载：陈公博在“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建立后，他担任组织部长。1922年自行宣布脱离共产党，后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人物注释集》说：陈公博“1922年自行宣布脱离共产党，后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

查阅资料后，学历案历史你会发现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加入或退出非常简单，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开除出党的事情了，这种情况持续到大革命失败后才告终结。因此说陈公博退党比较合理。

2、陈公博是自己退出共产党的。翻阅资料你会发现，陈公博退出共产党有一个过程。

其一、中共一大期间，发生的三件事让陈公博十分不满，这是陈公博退出共产党的萌芽。

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回忆说：“短短会期四五日，使我发生极大的反感，其中有几件事，最使我极端不满。”第一件事是：关于开会地点问题，陈公博对张国焘借故打击李汉俊的行为产生厌恶。因为当时上海租界已知道东方的共产党人要在上海开会，并准备好了抓捕活动。据陈公博回忆，“原议开会均须更换地点，以免被人注意。但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我觉得有些诧异，那天恰恰早上张国焘来找我，我问他为什么与原议不符。他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理论，而是柯茨基理论，他是黄色的，不是红色的，我们在他家内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就是因为没有及时更换开会地点，7月30日晚，召开第六次会议时突然遭到法国巡捕的搜查，参加会议的其他代表都快速离开会场，陈公博同情李汉俊的遭遇，留下来陪李汉俊。

第二件事是：会议提出的“禁止共产党人员参加政治，甚至乎不许当校长”的提议，使陈公博“气得差不多退席”。后来，陈公博在文章中记述说：“因为张国焘去过短期俄国的关系，故推他做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然而国焘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唯俄国代表马令（马林）和吴廷斯基（维经斯基）的马首是瞻，当时有几件提案竟把我气得差不多退席，其中一件是禁止共产党人员参加政治，甚至乎不许当校长。我争辩着，共产党是应该斗争的，为什么连校长都不可干，国焘硬要通过，而多数居然赞成。可是到了第二晚开会，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什么大会通过的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我真气极了，我说昨日我本来不赞成，而会内倒否决我的意见，今则议案通过，只由一个俄人反对，又取消议案，这样不必再开大会，只由俄国人发命令算了。” 翻阅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共有15条，其中第14条说：“党员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已得到党的同意者外，均不得担任政府官吏或议会议员。但士兵、警察和文职雇员不受此种限制。”从这段材料看，陈公博的这一回忆也是准确的。

◆1924年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第三件事是：会议把孙中山与北洋政府的徐世昌相提并论，也让陈公博十分不满。陈公博后来回忆说，大会“通过宣言，内中对于孙先生和徐世昌相提并论”“我直急得跳起来，找佛海、汉俊商议补救的方法，后来到最终会议，才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将来这篇宣言应否发表，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当年的一大代表李达提到一大宣言时，记述到：“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性质，主张北洋封建政府必须打倒，但对孙中山的国民党政府，也表示未能满意，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当年一大另外一位代表陈潭秋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中说：“包惠僧认为共产党与孙中山是代表两个不同的阶级，不应有任何的妥协。因此对孙中山应与北洋军阀一样看待，甚至要把他看得更坏一些，因为孙中山的宣言，容易使群众彷徨。”查阅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文中说：“对现存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和排斥的态度。在政治斗争，反对军阀与官僚，以及要求言论出版与集会自由时，凡必须表明态度者，本党应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准与其他党派或团体发生关系。”从上述资料看，陈公博这一回忆也是毫无疑问的。

◆陈公博主办的《广东群报》。

其二、与陈独秀、谭平山之间的误会，使陈公博宣布在组织上退出共产党。

陈公博与陈独秀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特殊的。陈公博在北大读书时，陈独秀是北大文科学长，在北大，陈公博面对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成天躲在图书馆里读书，与陈独秀也只有一面之交，就是询问考试的日期。1920年10月20日，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三人感到广东政治气候沉闷，决定办一份以“不谈现在无聊政治，专为宣传新文化的机关;不受任何政党援助，保持自动出版物的精神”为宗旨的《广东群报》。在陈公博的要求下，陈独秀还在《广东群报》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广州青年》一文，一大前后，陈公博与陈独秀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但后来出现了误会。

1922年5月23日，陈独秀邀陈公博等人陪同，前往广东惠州访问陈炯明。到惠州后，陈公博因为不认识陈炯明，也就没有陪陈独秀到陈炯明的驻地。在陈独秀离开广东后，中共中央在第三国际的影响下，表示中国共产党立即与陈炯明断绝关系，支持孙中山。不久，陈炯明在广州发动了政变，陈公博主持的《广东群报》也被迫停办，广东支部推举谭平山去上海中央总部汇报工作。陈公博为赴美留学作准备，陈公博回忆说：“恰在这时张太雷衔了上海中共之命，并携了仲甫先生手书来粤见我。希望立刻离粤往上海，因为上海盛传我有帮助陈炯明的嫌疑。”陈公博看了张太雷带给他陈独秀写来的信后，气的“三尸神暴，七窍烟生”，陈公博认为自己“没有做过陈炯明的官，没有拿过陈炯明的钱，并且也没有见过陈炯明，陈炯明是红是黑的，我都不清楚。”这些“陈仲甫应该知道，刚去上海的谭平山也应该知道，何以两人知而不言，他们不止够不上做朋友，而且更够不上做人。”陈公博拒绝去上海，但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质问陈独秀，“末后附带骂平山，说我们做了朋友和同事多少年，连我的性格和主张都不清”，“似这种卖友之人，连寻常的朋友都不配，遑能论乎共同艰苦奋斗。我声明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羁束了，我也从此脱离共产党了。”

为何会出现陈公博与“陈炯明搞在一起”的误解？因为陈炯明主政广东后，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为广东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气氛及文化氛围。当时的广东省被称为“模范省”，对此广东党组织对陈炯明是有好感的，广东党组织的机关报《广东群报》经常为陈炯明发布一些言论、信息。而陈公博又是报纸的主要负责人，这就必然遭到误解，难怪张国焘说“陈炯明的喉舌《群报》又是由共产党人陈公博、谭植棠任编辑，其言论不待说是偏袒陈炯明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也说，在陈炯明发动叛乱后，“广东的共产党人陈公博、谭植棠、谭平山等违反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同陈炯明搞在一起”。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不论是叛乱前还是叛乱后，陈公博根本就没有与陈炯明搞在一起，陈公博在选择孙中山、陈炯明的问题上是始终支持孙中山的。说陈公博抵制中央政策支持陈炯明，还有一条原因，就是《广东群报》当时有两个编辑，他们二人每月从陈炯明那里拿300元，估计有人借题发挥。

其三、留美期间，陈公博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终在思想上完全脱离共产党。在其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大肆批评，这充分说明，他不仅在组织上脱离共产党，而且在思想上已成为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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